古今中外，许多名家的爱情颇具浪漫色彩，爱情也成为作家的精神与情感的寄寓，激发着他们文学创作的活力。此类事例极多。琦君与李唐基传奇般的爱情，却是在一种浓郁的乡愁情怀里，生长着长青不衰的共同情趣、共同爱好、共同人生理念的藤蔓，结成了爱情的丰硕果实。并由爱情之果，结成了文学之果。

琦君与李唐基结婚照

    一

    1949年一个风雨之夜，青年琦君从大陆急匆匆地漂泊到举目无亲的台湾海岛。在一片茫然的精神海洋上，琦君像一叶孤舟，无所依靠。在孤独无助的境况中，琦君想起了在大陆往逝的岁月，想起了离别人世的亲人。怀着对亡故的哥哥的思念，她挥泪写下了散文《金盒子》，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的副刊上。这一篇散文，以清丽的文字，讲述她与哥哥生离死别的切肤之痛和无尽的哀思。也就是这篇寄情怀愁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台湾的广大读者，特别是从大陆漂泊到台湾的读者的共鸣，激发了他们对远离台湾的亲人和离别人世的亲人的深深怀念。其中有一位来自四川丰都古城的青年学子李唐基，在他的心灵中，更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位早期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学子，1946年因工作需要来到台湾，由于战乱，孤居台湾，不能与大陆的亲人相聚团圆。琦君的《金盒子》一文，触动他骨肉分离的无比痛苦，使他更加想念远在大陆的两位小弟弟。李唐基将《金盒子》小心翼翼地剪下，粘贴起来。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神助，或者命运之神的红娘早已一线相牵。一次偶然的机缘，李唐基经一位在台北工作的朋友介绍，认识了名叫潘希真的女作家，经互相了解，才知道眼前的这位潘小姐就是写《金盒子》的作者琦君。

    1949年离开大陆到了台湾的游子，乡愁成了这一代人心灵中无奈的惆怅情怀。李唐基回到基隆再次重读那篇《金盒子》，格外感动。由此而对琦君生了无限倾慕之情。于是他写信给琦君，谈自己对《金盒子》文章的读后感，并在信中引用唐人杜甫《月夜忆舍弟》的诗句：“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向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月是故乡明，是杜甫的乡愁，也是李唐基和琦君共同的乡愁。此后，两人鱼雁往来，以杜甫的诗作为姻缘的媒人，他们于1950年组成了充满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幸福家庭。

    二

    琦君和李唐基两人虽因文学与艺术爱好而结合，但生活习惯与个性却不同，难免因生活中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李唐基说自己最怕与琦君出去应酬吃饭，席间凡遇到可口的菜，她就请教主人，悉心研究，回家就马上模仿烧给他吃，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往往等她试验成功的时候，李唐基的胃口也倒了。有时陪她逛百货公司，她一进公司就眼花缭乱，尤其见到精致的小玩意，爱不释手。花了很多时间，最后，捧回家的不是需要的东西，需要的只好等待下一次去光顾了。他们两人的性情不同，正如李唐基所说：“她性子急，永远有忙不完的事，好像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天天在家里刮台风。我性子慢，遇事宁可慢半拍，三思而后行。急惊风，碰上慢郎中，身在台风眼里，自然云淡风轻。”（李唐基《我家有个反对党》）

    李唐基喜爱琦君的文学作品，他不但心甘情愿地作琦君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还是琦君作品的第一个推销员。在琦君未成名时，他利用上下班之余，骑着自行车，把书装在车兜上，挨家挨户上街推销琦君的第一本文集《琴心》。据琦君说：“我写的稿子，未寄发前，他一定拿起笔，在上面勾勾杠杠，提醒我某处用字未妥，某句词不达意，某段文气未贯，批评得体无全肤。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起先总是不服气，再仔细一推敲，真觉得‘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只有照他的指正修改后才寄。刊出来以后，得意的不是我倒是他。我说：‘你这样会改人家文章，为何自己不写呢？’他说：‘我是核稿的，不是撰稿的。’”

    琦君自幼受到母亲的熏陶，关爱生灵，极喜爱养猫。一次搬家迁公寓时，琦君把家猫带到新居所。家猫到处撒尿。李唐基是很讲究公共卫生、酷爱清洁的人。两人就由此发生争吵。正如琦君所说：“我想总不能为小动物伤了夫妻的和气，只得忍痛对自己说：送回去吧，除非有一天住得起花园洋房再养一打猫也由我。”琦君在她的《我的另一半》里写道：“仔细想想，尽管他在家既懒又笨拙，在办公室却是个标准公务员，他说：‘两点之间，只有直线才是最短的线。一切根据法令，就是最简单的直线。’就为他能把握这大原则，所以一切的缺点也都成了优点。在我心中，他确实是位‘品学兼优’的好丈夫。”

    犹如弓与六弦琴，对立而激荡出美妙和谐的乐章。琦君和李唐基作为夫妇，不但能够各处保持自己个性的本色，而且在生活中又是步调一致，泳舞同律，更显其情感之真挚深厚，至为难得可贵。这正如李唐基所说：“诗、散文、生活”构成了他们整个家庭的基调，使这对风雨夫妻，相敬相爱。

    他们晚年客居美国，希望过着平静的生活。李唐基先生曾经对我多次说过自己晚年的生活，最大的愿望就是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由此，我想起了琦君在《西风消息》的散文里有语：“人生自青春而中年而老年，有如游倦了姹紫嫣红的院落，漫步进入名山古刹，听鸟语松风，看水流花放，应当又是一番景象。”这就是他们夫妻晚年生活的一种写照罢。

    三

    2001年秋天，琦君和李唐基来到琦君阔别57载的故乡温州瞿溪探亲。我有幸全程陪同。在十多天的日子里，两位老人身影相随，相互关爱备至，令人感动。那天到琦君故居瞿溪探视，李唐基因肠胃不适，卧床调养，不能同行。琦君虽仍得依照预先安排的行程去瞿溪看望故乡亲人，但不舍之情，形于颜色。李唐基躺在床上笑着目送琦君离开，并柔声安慰她说自己无妨，请她安心去访。一路上，琦君不断地请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守护公公的儿媳妇，询问情况。

    在这段与琦君夫妇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琦君喜欢中式口味，李唐基则喜欢西式口味。琦君笑着说：“我们是‘一锅两制’。”她看着李唐基在搅拌一杯咖啡，也想喝，一定要他分一点给她。她说：“我就喜欢同他抢东西，他有的我也想要，没办法呀，他总会让我的。”

    琦君平时身体虚弱，患有胃疾。李唐基先生在谈到琦君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和身体两者充满矛盾时说：“想起过去在家中时，每每看见琦君忙完一天的课业和家务，于灯下埋头写作，那一分虔诚与专注，内心至为感动。为了她的胃病，我时常劝她少写。她总是说：‘我只有在写作时，才真正忘忧。’听了这话，我有点歉疚，因而也不便多劝阻她。”其理解和关爱溢于言表，闻之令人动容。

    李唐基是一位充满着智慧幽默的人，他说自己这些年东南西北跟随琦君会见各处文友，模仿先贤胡适之先生，悟出了一套新男性主义的“三从四德”。所谓“三从”是“太太的构思要顺从，太太写的文章要盲从，太太的活动要跟从。”所谓的“四德”是“太太吩咐要记得，太太生气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写稿必须等得。”琦君也是一位充满着幽默感的作家，她在《我的另一半》文章里，是这样说的：“俗语说：‘年少夫妻老来伴。’又说：‘不是冤家不碰头。’中年以后，和‘冤家’厮守在一起，彼此欣赏着对方的优点和缺点，这份乐趣，也许更有胜于‘含饴弄孙’呢！”“我的那一半自然是优点多于缺点。即使是缺点，在他自己看来，都是优点———男子汉的通性，大丈夫的气度，所以做妻子的也没有不欣赏的自由。”

    他们初到台湾时，生活十分艰苦。但在爱情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着诗意的浪漫色彩和乐观精神。琦君有词描述他们夫妻结婚不久过着艰辛的生活，但生活中却是充满着乐趣，过着神仙伴侣的生活，读来实在令人感动：

    鹊桥仙 [39年七夕结婚，40年迁住机关宿舍。蜗居潮湿，壁间龙头，滴水涓涓。戏名其室曰水晶宫，因赋此阕寄意。]

    金风玉露，一年容易，心事共君细诉。米盐琐事费思量，已谙得人情几许。

    半岁三迁，蜗庐四叠，此际酸辛无数。水晶宫里醉千杯，也胜似神仙俦侣。

    李唐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美国时，十分思念远在台湾的琦君，他从美国给她寄去一片红叶，并在短简中写道：“落日西风，踽踽归途中，见邻舍篱边枫叶，嫣红似江南二月花，捡取一叶寄赠，亦无限故国之思也。”(《西风消息》）

    红叶传书，含情脉脉，琦君读后低徊惆怅，可见他们夫妻情意之深，充满着无限的生活诗意！琦君在《与我同车》散文里写道：“数十年来，与他甘苦与同，安危相依。他既然‘惠而好我，与我同车。’我焉得不‘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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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琦君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享有盛誉的散文大家。她原名潘希真，1917年生于温州的瞿溪镇，1941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后改名杭州大学），师从词学家夏承焘。1949年赴台湾，现定居美国。琦君正式开始写作是1950年，先后出版了《琴心》、《烟愁》、《红纱灯》、《七月的哀伤》、《三更有梦书当枕》、《水是故乡甜》、《此处有仙桃》等散文、小说集三十余种。其作品曾被翻译为美、日、朝鲜文等，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在她的全部作品中，半数以上是描写她在家乡的童年生活和求学过程中的人和事。位于瞿溪的琦君故居，现辟为“琦君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