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正传》的人物语言

什么人说什么话。人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性格。写对话和引录人物语言，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最有效的手段。鲁迅很善于写人物语言。他的小说，人物语言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少。除了《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伤逝》等篇为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和特定的人物故事所决定，以狂人、N先生、吕纬甫和涓生的话为主体外，其余各篇的人物语言都不多。《阿Q正传》引用人物的话更是惜墨如金。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足以显示人物性格的地方，他就不用对话。写阿Q对“中兴史”的讲述和人们的反应，只以“据阿Q说……”的方式叙述；写赵太爷对赵秀才的“庭训”，也是转述的。有些地方只在叙述中摘引能突出人物性格的一言半语。阿Q进牢房后同其他两个囚犯的谈话，就只摘引了阿Q的“因为我想造反”这句可以突显他当时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话。有些地方是两个或几个人谈话，但只写出一个人的话便可表现出谈话的情形了。如写阿Q“中兴”的时候，妇女们追着他买东西的情形：“阿Q，你还有绸裙么？没有？纱衫也要的，有罢？”对阿Q的答话便省略了。就是写对话的地方，也都竭力从简，寥寥数语，便显现出事态发展的情形、人物间复杂的关系和性格冲突。阿Q作为这个中篇所集中描写的主人公，他的话总共才有三百六十多字；句子也短到了最低限度，平均每句不到五个字。其他人物的话更少。赵太爷只有十来句话，总共一百多字。假洋鬼子的不到十句，用字不到一百个。小说的人物语言，省简到如此地步是极罕见的。

影片《阿Q正传》剧照

简要固然难能，精粹更见功力。《阿Q正传》人物语言的少，决不是贫乏，而是精。精，是严格选择、高度性格化的结果。鲁迅在《看书琐记》一文中谈到小说的人物语言时说：

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哪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

这是鲁迅以“活人的唇舌”作为艺术语言的源泉、精心研究和提炼人物语言的切身体会。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语言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各人都有自己的语言特点，但也是混杂的、零乱的。隔板壁听话，的确能够推见其人，但须“久而久之”。这“久而久之”是记取、分析、辨别各种谈话的过程，是从听谈话逐步掌握人的性格特征的过程，也就是研究和把握人物语言与整个人物形象的关系的过程。小说里的精彩的人物语言，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那方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千言万语中“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从前面所举的数字，我们就可以想见鲁迅写《阿Q正传》时所下的功夫。他写出的人物语言确实可以使我们“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先听听阿Q的几句话：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造反了!造反了!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单听这么几句话，就足以使我们觉得阿Q仿佛出现在面前了。讲到“阔”，一曰“我们”，二曰“先前”，那典型的“靠祖宗”靠“影子”而自大自荣的传统精神顽症便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加上“你算是什么东西”一句，他那在精神胜利法支配下的“目空一切”“永远得意”的面孔更会永远留在我们记忆里。如此自大，却又自骂为“虫豸”以讨饶──但换掉了闲人叫他说的“畜牲”二字──这又是多么可笑而更可悲的“善变”“巧滑”和自贱啊!阿Q以卫道者自居，却对小尼姑讲“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话；只这一句话，他的昏乱思想、欺弱、“拿‘他人的苦，做赏玩’”的恶习就完全可以想见了。“这是你的？……”“杀革命党”“好看”，“造反了!……欢喜谁就是谁”等，更将他所沾染的“游手之徒的狡猾”、他的愚昧麻木、他的“革命”的含义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再听听假洋鬼子的那段演说：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全篇所写的假洋鬼子的话，除了他喝斥阿Q时说的“出去”“滚出去”之外，就这么一段。这是他与赵秀才到静修庵演出了打尼姑、砸龙牌、抢宣德炉的“革命”丑剧之后，对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的讲演。这讲演词使我们看到了他的丑恶嘴脸以至于肮脏的骨髓。他吹牛，卖弄，抬高身价，欺蒙对革命无所了解的百姓。那一声“洪哥”特别够味，说的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清朝军官，武昌起义前根本没有参加革命活动。革命党起义时他吓得钻到床底下去了，起义军为利用他的影响，推他为革命军的湖北都督。本来要重留辫子，准备到清政府“做官”的“假洋鬼子”，吹嘘自己在武昌起义前就常常同这么个被从“床底下拉出来的都督”策划革命，亲密到称兄道弟，说出“洪哥!我们动手罢”的话来。这真是再典型不过的“鬼”话了。更有趣的是“No!──这是洋话……”使一个货真价实的“假洋鬼子”跃然纸上了。在《阿Q正传》中，主人公和重要人物的话语是这样充分地显示了人物性格。着墨极少的次要人物的话语也是如此。“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这是赵白眼的话。他的地位和财产比赵太爷差得远，所以不怎么怕革命，可是搭连里又有几块钱，听到一无所有的阿Q高叫“造反”，摸不着“革命”的底，心里也惴惴不安。他在阿Q的名字后加了个“哥”字，又用“我们”把自己和阿Q一同说在“穷朋友”里，来“探革命党的口风”，便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那独特的口吻和心理活动。“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这是老尼姑的话。遭了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革命”的祸害，正怨怒填胸而又无可奈何，哭得“两眼通红”，当又有人砸门时，她又不敢不开，来的却是阿Q。她对阿Q有戒心，却不怎么怕，所以当阿Q“很含糊”地说“革命了”的时候，便向阿Q发泄怒气，提出责问。其中“革过一革的”五字特别精彩。一个闭门修行的老尼姑，对革命更是一无所知，她的所谓“革命”，指的就是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的打砸抢。句中，“革命”一词的反复，言语间的停顿，省略号所表示的沉吟，特别是“革过一革的”，逼肖的口吻摹拟，有效地显示了老尼姑在这特定场合的心理和语言特征。

这篇小说的人物语言不仅极力从简和高度性格化，还具有特殊的戏剧性，许多幽默活泼的对白，令人忍不住发笑，笑后又心忧其人其事，发人深思。请看阿Q和王胡的那段对话：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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