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的秋》与郁达夫的性格情趣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一篇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好散文。其实，郁达夫在文中流露的情感，固然跟当时的背景有关，也跟作家一生的身世命运和性格情趣有关，还跟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有关。 
　　一、身世命运和性格情趣 
　　作家描绘自然风物，抒发情感，其格调多是热烈高亢、平和淡远和忧郁低沉三者之中各有选择侧重而已。而郁达夫偏偏持最后一种心态来描绘故都秋色，这和他的身世命运以及性格情趣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篇以“真实 真实”为内核的散文，《故都的秋》所反映的这种清静悲凉心境和郁达夫一生的身世命运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情趣是紧密相连的。 
　　首先，从身世命运来看。“郁达夫三岁丧父，家道衰贫”，后来又经两度婚姻失败，再有两次丧子之痛，此外，郁达夫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先后目睹了晚清腐败、军阀割据的社会现实，亲自经受了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的威慑，最后亲历抗日烽火，在南洋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这样的一生，是悲凉的。 
　　其次，从性格情趣来看，他的身世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忧伤压抑的性格，从而影响着他在创作上的情趣倾向。他在亲撰的系列自传中说：“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又说：“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庭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少年时代就沉浸在“水一样的春愁”里。日本十年留学生活，使郁达夫的性格继续生长发育着，自伤之中又添了对国家民族的忧虑及由此而来的自卑感，这一点，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明显流露，如小说集《沉沦》和《茑萝集》，都充满了感伤情绪乃至带有颓废色彩。他在1920年写给新婚妻子孙荃的一首诗中说：“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芦荻花间结净庵。”其实，作者这时才24岁。回国后，他说：“1922年，在日本的大学毕了业，回国来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1923年的秋天，一般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对于艺术的志趣，也使大家明白了……就说我是一个颓废者，一个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 
　　当然，郁达夫也有激进之时，1926年他撰《广州时事》揭露时弊，后来与鲁迅合编《奔流》，直至于1930年加入“左联”。但他在1933年移居杭州，性情一仍其旧，从而在1934年写下《故都的秋》这样一篇散文，是很好理解的；这篇文章蕴含的情感，与他一生的身世命运及性格情趣也是很相符的。 
　　二、中国文人传统的悲秋情结 
　　唐人刘禹锡句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只是偶唱反调而已。其实，反观历代中国文人的著述，可知他们写秋，确实是多为“悲寂寥”的。 
　　郁达夫作为一个现代文人，“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小说、戏曲，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小说戏曲有浓厚兴趣”，“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于是，当他写故都之秋时，就自然地承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 
　　关于这一点，《故都的秋》一文中有明显的例证，下面举出三处，略作分析。 
　　一是写北国槐树的落蕊。作者细腻地描绘了扫街的扫这一种“像花而又不是花”的落蕊的情状，并说“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为何觉得落寞呢？因为他由槐树落蕊而想起了“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也就是说他内心此时正弥漫了传统的悲秋情绪，这正是文中所谓“深沉的地方”。 
　　二是在写槐树落蕊后，写“秋蝉的衰弱的残声”一节。他为什么要写这蝉声呢？因为秋天一来，蝉的生命就渐近终点，这与秋天一来草木便要凋零是一致的。面对动植物这种“生命悲剧”，像郁达夫这样一个文人，心中怎会不联想到自身的悲哀呢？而且，写秋蝉残声也是古已有之的，比如骆宾王《在狱咏蝉》中的“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西陆，指秋天。玄鬓影，指蝉。作者注），就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例子。 
　　三是文中的议论部分。在这里，作者不仅承认“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而且还举出了“秋士的成语”、“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例子，同时指出“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的事实，最后归结出凡“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萧索的感触来的”这一句中心性话语。如果说作者开始写槐树落蕊时的落寞还只是“潜意识下的”，那么这一段议论则已升至意识层面了。 
　　以上三处，说明作者自身就是很着意地表现这种传统的悲秋情结的。 
　　由此看来，《故都的秋》这篇散文，其笔调如此悲凉的根蒂是深植于作家的人生和性格的，也是沿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正是二者的流露乃至结晶。